大學時候因為日以繼夜的泡社團泡營隊，中文系上很多主要科目我都一一當掉重修，唯一修得最棒最漂亮的是楚辭，當時教授是楚辭與神話專家～傅錫壬老師。雖然我總是掛在教室最後一排座位，上課時舒服的仰靠著椅背，翹著我的二郎腿，一副散漫不敬的樣子，但我考試成績很不錯，考試時，我們傅先生老愛站我桌邊上看我寫申論分析，可見他老人家頗在意我。
為何說是「可見」，帶了一點疏離感呢？因為我即便特別喜歡某位師長，或被某位師長特別喜歡，我也從不私下和對方多打交道的。但一切意思，又在課堂上的眼神交流中已清楚領會於心了，哈哈哈哈。
說到底，當年我楚辭修得好，但不如今天讀過余秋雨之後，這麼喜歡屈原。
*** 以下書抄余秋雨《文化苦旅》〈屈原〉
黃河文明的強勢統治，不足以消解長江文明。因為任何文明的底層，都與地理環境、氣候生態、千古風習有關，偉大如禹舜也未必更易得了。幸好是這樣，中華文明才沒有在征服與被征服的戰火中，走向單調。
自古沈浸在神秘奇譎的漫漫巫風中，長江文明不習慣過於明晰的政論和哲思。它的第一個代表人物不是霸主，不是名將，不是聖賢而是詩人，是一種必然。
這位詩人不僅出生在長江邊，而且出生在萬里長江最險峻、最神奇、最玄秘、最具有概括力的三峽，更有一種象徵意義。
我多次坐船過三峽，每次都要滿心虔誠地尋找屈原的出生地。我知道，這是自然與人文兩方面經過無數次談判後，才找到的一個交集點。（略）從黃河到長江，《詩經》式的平原小合唱也就變成了屈原式的懸崖獨吟曲。（略）
於是，我們看到屈原走來了，戴著花冠，佩著長劍，穿著奇特的服裝，掛著精緻的玉佩，臉色高貴而憔悴，目光迷惘而悠遠。這麼一個模樣出現在諸子百家風塵奔波的黃河流域是不可想像的，但是請注意，這恰恰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個體形象出現的偉大詩人。《詩經》把詩寫在萬家炊煙間，屈原把詩寫在自己的身心上。
在諸多同類著作中，我獨獨推崇章培恆、駱玉明主編的那一部《中國文學史》對屈原的分析。書中指出，屈原有美好的政治主張，曾經受到楚懷王的高度信任，但由於貴族出身又少年得志，參加政治活動時表現出理想化、情感化和自信的特點，缺少周旋能力，難於與環境協調。這一切，在造成人生悲劇的同時也造就了優秀無學。
這就說對了。正是政治上的障礙，指引了文學的通道。落腳點應該是文學。
我的說法可能會更徹底一點：那些日子，中國終於走到了應該有個性文學的高點上了，因此有一種神秘的力量派出一個叫屈原的人去領受各種心理磨練。讓他切身體會一切矛盾和分裂、例如：信任和被誣、高貴和失群、天國和大地、神遊和無助、去國和思念、等待和無奈、自愛和自滅，等等，然後再以自己的生命把這些悖論冶煉為美，向世間呈現出一個最高座標：什麼是第一等級的詩，什麼是第一等級的詩人。
簡單說來，這是一種通向輝煌的必要程序。（略）
我認為，他作出自沉的選擇有更深刻的因素。當然有對現實的悲憤，但也有對生命的感悟，對自然的皈服。在瀰漫著巫風神話傳統的山水間，投江是一種淒美的祭祀儀式。他投江後，民眾把原來祭祀東君的日子轉移到他的名下，（略）包粽子、划龍舟這樣的活動，正是祭祀儀式的一部份。
說實話，我實在想不出屈原還有哪一種更好的方式做為生命的句號。世界上的其他文明，要到現代才有不少第一流的詩人哲學家做出這樣的選擇。海德格在解釋這種現象時說，一個人對於自己生命的形成、處境、病衰都是無法控制的，唯一能控制的，就是如何結束生命。
我在北歐旅行時，知道那裡每年都有不少孤居寒林別墅中的高雅人士選擇自殺。我看著短暫的白天留給蒼原的燦爛黃昏，一次次聯想到屈原。可惜那兒太寂寞，百里難見人跡，無法奢望長江流域湖湘地區初夏時節那勃鬱四野的米香和水聲。
這種想法是不是超越了時代？美國詩人惠特曼說：所謂詩人，就是那種把過去、現在和將來融為一體的那種人。當然，惠特曼所說的是少數真正的偉大詩人。
因此，屈原身上本來就包含著今天和明天。（略）
自屈原開始，中國文人的內心基調改變了，有了更多的個人話語。雖然其中也關及民生和君主，但全部話語的起點和結束卻都是自己。憑自己的心，說自己的話，說給自己聽。被別人聽到，並非本願，因此也不可能與別人有任何爭辯。
這種自我，非常強大又非常脆弱。強大到天地都是自己，任憑縱橫馳騁；脆弱到風露也成敵人，害怕時序更替，甚至無法承受鳥鳴花落，香草老去。
這樣的自我一站立，中國文化不再是以前的中國文化。
帝王權謀可以傷害他，卻不能控制他；儒家道家可以滋養他，卻不能拯救他。一個多愁善感的孤獨生命發出的聲音似乎無力改易國計民生，卻讓每一個聽到的人都會低頭思考自己的生命。
因此，他仍然孤獨卻又不再孤獨，他因喚醒了人們長久被共同話語掩埋的心靈秘窟而產生了強大的震撼效應。他讓很多中國人把人生的疆場搬移到內心，漸漸領悟那裡才有真正的詩和文學，因此，他也就從文化的邊緣走到了中心。
從屈原開始，中國文人的被嫉受誣，將成為一個橫貫兩千多年的主題。而且，所有的高貴與美好，也都將從這個主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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